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2023年秋季校內工作坊院長劉寧榮教授致辭
劉寧榮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
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HKU ICB）創始院長
從后冷戰“全球化”到后新冠“半球化” 不容樂觀的未來
核心觀點：
1、今天回望剛剛過去的歷史，那個后冷戰的“全球化”時代其實在2019年底就劃上了休止符。
2、假如后冷戰“全球化”的時代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我覺得全球正走向一個“共榮”和“共融”的時代，一個是繁榮的“榮”，另一個是融合的“融”。
3、假如說后冷戰的“全球化”時代延續了30年，我也可以大膽地預測，后新冠的“半球化”時代也要經歷30年，而未來的5到15年又是最危險和最關鍵的時刻。
4、首先，面對困境，透明度特別重要。其次，我們該如何挽回信心？社會的基本運作需要持續性和穩定性，需要提高安全系數。第三，中國的發展再次面臨十字路口，內部的變革是痛苦的卻是必須的，創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5、在后新冠的“半球化”時代，中國的市場很重要，今天我想和大家講外循環也很重要。
6、今天在美國誰都怕碰中國，誰碰中國誰倒霉，這不是玩笑話，這是今日的現實。
7、面對今天巨大的變化，我們必須防止美國人、西方人對中國關上大門。中國未來能否與世界強國競爭，關鍵在于創新力，而創新離不開與世界的鏈接。
8、今天是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我之所以把它稱為“半球化”，是因為“半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價值為主導，也就是你和我擁有相同的價值觀，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互相幫助。
9、與科技冷戰相比，我相信大家更關注一個問題：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會不會遇到戰爭？我也有個大膽的預測：戰爭不會發生。
10、戰爭不應該屬于我們這個時代，在后新冠“半球化”時代，即便世界陷入了對抗與競爭，大家都應該把精力放在創新與發展上，為解決全球共同面對的危機與困境出力，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和正義，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11、但我們也都不要忘記，世界已經從后冷戰“全球化”的時代步入后新冠“半球化”的時代，中美的競爭與對抗，地緣政治的風險都在加劇，我們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應對并不樂觀的前景。
早上好，歡迎大家來到香港大學。今天是校內工作坊的第二天，經過昨天一整天的校內徒步和校外考察，大家可能對香港大學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可能是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辦學以來，第一次在陸佑堂舉辦開學典禮。
在陸佑堂見證香港大學的歷史
陸佑堂具有豐富悠久的歷史，大家從正門進入時，如果留心，會發現左右各有一塊石碑。左邊的石碑是1910年香港大學奠基時所立，右邊的石碑是1912年這座建筑竣工時所立。
當年，陸佑堂的建設需要25萬元，一位富商么地爵士捐贈了15萬。在此之前英國政府對在香港或亞洲設立大學并不熱心，然而迫于各種壓力，最終同意設立香港大學，但缺乏資金，港英政府于是向在香港經商的太古集團、怡和集團、匯豐集團等機構發出捐款呼吁，首先響應的是在香港做生意的印度人么地，他捐贈了15萬元。廣東、華南的很多商人也紛紛捐款。
我們所在的這個禮堂為什么叫陸佑堂？來自馬來西亞的華僑陸佑在港大的創建中捐了款，而且后來在港大發生財政危機時鼎力相助，因此這個禮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今天大家腳下的這個地方也有豐富的歷史。日本人侵略香港后，這里被當作臨時醫院；在新冠疫情期間，這里也向社會開放成為疫苗接種中心之一；如果你們看過電影《色戒》，其中一個場景的拍攝地點就在這座大樓。
香港大學的建設與庚子賠款也有關聯。正如大家所知，清華大學是由美國的庚子賠款建造的，后來國民黨政府到臺灣后，又在新竹新建了清華大學，也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建造的。
美國人當年為什么會退還這筆庚子賠款？其中有一個需要提及的重要人物，就是時任清朝駐華盛頓公使梁誠。清政府給列強支付賠款的時候，起初以白銀支付，后來西方列強表示不要白銀，因為黃金更有價值，當時的清朝沒有足夠的黃金，梁誠在華盛頓和美國交涉，美國國務卿John Milton Hay（約翰·米爾頓·海伊）承認賠款太多，這句話立刻被梁誠抓住，他婉勸美國退款。當時在美國內部也有聲音覺得庚子賠款賠太多，應該退還給中國。
庚子賠款與中國之前和西方列強簽訂的條約有很大的不同，是根據西方列強在中國損失的財物及死傷的人員計算賠款，數目被夸大了，沙俄得到的庚子賠款最多。至于這份賠款要怎么退還，有人說幫助中國發展文化教育最好。在美國的帶動之下，除了日本，其它各國基本上都退了款。當時，英國想將其中一部分退款用在香港大學的建設上，這個法案也通過了，但最后由于戰爭的影響，香港大學獲得的資金并不多。
講起庚子賠款，我想起自己在2020年4月份疫情期間寫的一篇文章。當時我想表達的是，全世界不少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面對疫情的時候都在譴責中國，甚至要求中國賠償。那時候我就提醒大家必須警惕，中國會否再次面對“庚子危機”。
我的這篇文章可能創造了我的個人記錄，有超過1000萬人閱讀。我曾提到，疫情結束的時候，我們面對的世界與疫情之前可能完全不一樣。疫情之前，也就是2019年之前，中國人在全世界可以說走到哪里都受歡迎，因為你代表的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當他們看到你這張臉的時候，就知道你的錢包是鼓鼓的，他們都想見到你。疫情結束的時候，中國人將會面對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一個對中國人抱有敵意的世界。這個預測也是不幸而言中。
全球步入后新冠“半球化”的新時代
首先說明一下，我的演講都是想到什么就講什么，“主題演講”的說法不合適，“歡迎詞”一個小時又太長，更多的是一種分享。
如果一定要給今天的分享定一個主題的話，我們正在面對一個全新的時代：從后冷戰“全球化”到后新冠“半球化”的時代。
在座的各位因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目標來到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開啟一次學習旅程，但你們當中也有人可能會發問，覺得在這樣一個痛苦的、甚至是挫折的，且令大家感到彷徨的時代，返回校園到底是為什么？我想說的是，即便你在職場上或者在商場上面對眾多的痛苦、挫折，來到這里，當你看到周圍的400多位同學，你能夠從他人身上感受到他的彷徨，學習到他思考走出彷徨的路徑，這是一個有價值的平臺。ICB凝聚著一批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專業的管理者，我希望這個平臺能夠在面對巨大變化的時刻，幫助大家找到答案。
我們正處在“后新冠時代”。“后新冠時代”可以追溯到2019年底，那是新冠在這個星球上出現的時刻。“后冷戰時代”，一個真正支撐我們過去30年發展的全球化時代，則始于1989年底的柏林墻倒塌。我在1990年踏上柏林這座城市，看到了柏林墻倒塌之后，東德人以及整個東歐對未來的向往。中國人也一樣，1991年底蘇聯解體，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1992年春天來到深圳，面對全球巨變，他告訴大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發展是硬道理。從那時開始，我們走上了全球罕見的30年快速發展時期，那個時代叫“后冷戰時代”。今天回望剛剛過去的歷史，那個后冷戰的“全球化”時代其實在2019年底就劃上了休止符。
相信在座各位都比我年輕很多。對于我這個時代的人而言，我們得益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我就走不出自己的家鄉；沒有改革開放，我也走不出中國到海外留學。今天面對全球化受阻的時候，我內心五味雜陳，我們如何能夠重新回到那個時代？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假如后冷戰“全球化”的時代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我覺得全球正走向一個“共榮”和“共融”的時代，一個是繁榮的“榮”，另一個是融合的“融”。那時我們雖然貧窮，但是我們知道每一天都會更好。所以在后冷戰的全球化時代，中國每一天都留下了向前走的足跡。后新冠時代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假如說后冷戰的“全球化”時代延續了30年，我也可以大膽地預測，后新冠的“半球化”時代也要經歷30年，而未來的5到15年又是最危險和最關鍵的時刻。
大家對后新冠時代的困境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我們該往哪里走？經濟會不會好轉？最新的消息是我們連就業相關的數據都暫時不公布了。未來的三年，我們要面對的困境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大，我們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當我們在思考如何走出這個困境的時候，也要提醒自己，為什么今天會面對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情形？
首先，面對困境，透明度特別重要。我們都有隱私，但透明度很重要，它可以獲取別人信任，也能夠讓每一個人知道我們的方向在哪里。最近有一位英國教授在ICB講學，他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幾乎年年到中國。他看到中國停止公布就業人數的時候，英國當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在報道這一新聞，大家都震驚了，為什么之前一直在公布這組數字，忽然間不公布了？這只能說明中國的經濟已經糟糕透頂了，這只能打擊全球對中國經濟復蘇的信心。這個時候信心比黃金更有價值，更加重要。你們有信心的時候，你們一定愿意花錢，一定愿意投資，所以透明度極其重要，遠遠超過什么31條、62條或93條。
其次，我們該如何挽回信心？社會的基本運作需要持續性和穩定性，需要提高安全系數。我們知道現在醫療反腐開展得轟轟烈烈，據說全國共超過180位院長和醫生都被查了。我們都非常清楚醫療腐敗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解決這些問題是否靠運動式的方法？我們不需要潛規則，但需要更多的明規則，合理合法做事，犯法的事出現一起，處理一起。有了法律的保障，犯法的人不用等到運動來的時候才被繩之以法；守規矩的人，知道我投資這個廠的錢是我用血汗換來的，即便今后變成100億、200億，這也是我的資產，不是任何別人的資產。我不用擔心今天投資，賺回來的錢明天可能會消失，甚至不明不白地鋃鐺入獄。一個社會要有長遠的規劃和發展，最重要的是讓大家明白規則在哪里，法律的保障在哪里。
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法律制度。《國家安全法》已經實行了兩年多，西方又一次在唱衰香港，香港的司法獨立能否保持至關重要。舉個例子，2019年的暴力事件中，有一首所謂的香港國歌，叫做《榮耀歸于香港》，政府試圖禁止它，但是法院裁定政府失敗。法官的這個裁決，政府可以繼續上訴，證明它違反了國安法。在全世界對香港的未來產生懷疑時，這個裁決的意義其實凸顯了香港司法獨立。
圖：香港終審法院
透明度很重要，信心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創建一套能夠保障國家長久發展的法律法規，基本的國策和政策不能隨意變動。不能今天需要你的時候，拍拍你、摸摸你，說什么“中國離不開民營企業家”；明天不需要你的時候就打你兩巴掌，這樣不利于國家的長久發展。
第三，中國的發展再次面臨十字路口，內部的變革是痛苦的卻是必須的，創新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如果我們沒有從根本去改變的話，類似的循環在5年或10年之后還會再發生，這也就是我們說的“深水區改革”，雖然痛苦，但是我們必須往前走。
過去幾年，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有幾個重要的變化如今正影響著大家，甚至是經濟面臨困境的原因之一。未來的3年、5年甚至更長時間，我們要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過去的20多年間，中國最大的財富來自于房地產，不少人一直在警告房地產盛宴遲早會結束。大家知道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起因是美國的房地產危機。中國也一樣，當然我們政府也知道，早已經采取了相應的措施，當這場房地產盛宴落幕后，未來我們必須思考新的發展路徑在哪里。
中國的發展堪稱奇跡。在2023年春季的校內工作坊我就說過，這個奇跡只發生在中國，這歸功于我們中國人的智慧與勤勞，不能被看低，哪怕這一成功是依靠復制，跟隨別人的腳步往前走。今天不管我們遇到什么問題，不管是好的或者壞的，都是沿著西方國家走過的路再走一遍。環境污染，倫敦、洛杉磯都走過。北京的霧霾，當然現在已經解決了，當年西方國家也是這樣。1990年我在舊金山下飛機時，震驚于目睹的場景。美國高速公路發達，車非常多，一人一輛車，那時我覺得美國人實在太浪費了，現在我們也一樣。通過發達國家走過的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包括我們的房地產危機，盡管與美國的情況不同，但對經濟、市場和民生的沖擊都是一樣的。
過去40年的發展，中國基本上依靠復制他人，沿著他人走過的路往前走。未來之路離不開“創新”二字。中國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經濟總量、發展水平等因素，決定中國已經不可能再繼續復制別人的老路了，必須走出一條創新之路。
我們的新能源汽車能夠引起全球的矚目，靠的就是創新。寧德時代現在要與福特合作在底特律辦廠，政府也會問詢技術含量到底有多高，不要把技術轉移給美國人，所有國家都一樣，美國人防范我們，我們也需要防范美國。今天比亞迪要到巴西、印尼辦廠，我就想起了日本，因為全球都在說中國已經像日本一樣，西方媒體上的文章幾乎都在談同樣的問題：中國會步日本之后塵，陷入衰退。但是日本在失落的三十年，日本的企業在海外運作是成功的，也獲得可觀的利潤和回報。
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消費不足，原因不言而喻。內部的消費無法帶動經濟，出口與外貿受到沖擊，大家都知道打開海外市場極其重要。比亞迪如果到印尼、巴西投資辦廠，將帶動整個行業到海外發展。在后新冠的“半球化”時代，中國的市場很重要，今天我想和大家講外循環也很重要。如果我們離開了外循環，中國的發展將會受到限制，這是中國的企業，尤其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后新冠“半球化”時代展示創新的力量
接下來要講的話題，在我的新書《一球兩制：半球化，半脫鉤與半冷戰》也有提及，就是在全球、特別是西方對中國存在極大敵意，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孤獨者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努力去思考如何走出國門。只有走出國門，才能夠向世界證明我們中國人擁有無限的創新能力，我們中國人能夠繼續為世界的繁榮做出貢獻。
在過去20年里，全球經濟35%以上的增量都來自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但現在這已經不可能了，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種新的方式？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需要思考這個問題。走出國門的時候，民營經濟所發揮的力量要遠遠超過國營經濟。去年上海封城之后，我寫過一篇文章，在文中大膽預測：上海封城將是壓垮后冷戰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的供應鏈將會以此重新洗牌。一語成讖。
今天中國面對的是一個非常艱險的國際局勢。關于這個預判，我去年也寫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現在的中國不是70年代末，那是全球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翹首以盼中國打開國門的時代。去年我曾警示：中國必須要警惕西方關上通往中國的大門。
西方目前有沒有關上大門？舉個例子，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有一個來自杭州的學生，他很早就將兒子送到約旦的一家美國國際學校學習，今年考中了美國一所大學的AI專業，但是拿不到簽證，最后只好進入新加坡國立大學。也就是說，現在中國人要在美國學校學習尖端技術，已經變得異常困難。
現在的中國企業家去到美國，與2019年前相比，面對的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景象。疫情之前不論到訪Intel，還是Microsoft，他們的高管不僅請你看球、聽音樂會，還會請你到家里，當作好友來接待。疫情后不要說請你去他家做客、看演出、看球賽不可能了，現在即便到他的辦公室拜訪，企業總裁們都不敢單獨見你，他必須找一個人陪同接見，因為得有人現場證明他與你聊了什么。他不想因為見了你，FBI找上門來。
我有一個好朋友在廣東創辦了一家國際學校，他的女兒在學校里讀書，準備明年去波士頓的大學就讀，所以今年夏天到波士頓參加他的Summer Camps。朋友的女兒17歲之前去過美國多次，從未想過在波士頓街頭無緣無故被一個騎著自行車的白人呵斥：You get out of my country。這也許都是個別現象，但這些事件發生的頻率比以往大大提高了。
過去，不僅美國的普通公民，而且美國的高官也會創辦咨詢公司與中國做生意。北約司令黑格將軍后來成為里根政府的國務卿，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就去過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那個時候，美國的第一家庭、第二家庭都以與中國做生意為榮。當然，最重要的人物是那位剛完成訪華的100歲老人基辛格，他一個電話就值10萬美金。但我想告訴大家，今天在美國誰都怕碰中國，誰碰中國誰倒霉，這不是玩笑話，這是今日的現實。
面對今天巨大的變化，我們必須防止美國人、西方人對中國關上大門。中國未來能否與世界強國競爭，關鍵在于創新力，而創新離不開與世界的鏈接。美國人、西方人并不介意中國繼續向他們出售襯衫和球鞋，但絕不愿意看到中國在高端制造領域超越他們。這就是今天西方國家要禁止使用華為設備的真正原因。前不久歐盟要求德國電信清除華為設備，就令其左右為難，畢竟損失幾百億。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在高技術領域正加快對中國全面關上大門。今天我想告訴大家，與美國競爭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為日本人會站在我們身邊，德國人會與我們站在同一戰線，甚至馬克龍訪問中國，中國的領導人與他在廣州，一起聽《高山流水》，將他當作知音。一旦中國與美國對峙，法國人也同樣會站在美國人一邊，大家不要有任何幻想。
我們今天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情形，如果我們在創新領域不能突破的話，中國未來的發展之路絕不可能一帆風順。但我們很幸運，2021年有1400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絕大部分回到中國內地，有一部分來到香港，也有一部分去了新加坡。1990年代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都在談論如何留在美國不回中國，今天回頭看，那個時候不愿回國的人，后來不少在美國成了大教授，都在科研領域有很深的造詣。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無法繼續留在美國，美國政府時刻提防他們。
西方國家，現在有兩大對華策略，第一，不讓中國獲得最新的技術。現在美國的大企業家、科學家來到中國的時候都帶著兩臺電腦，甚至在來到中國之前，把郵件地址改了，他們擔心中國會入侵電郵獲取里面的機密，嚴防中國竊取他們的技術，恐懼到了以往難以想象的地步。第二，不進口中國在高端制造領域的產品。對于任何一個企業來講，你的產品不能賣出去，就會影響企業利潤，從而影響研發投入，影響行業發展。
2020年5月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說半球化、半冷戰時代降臨，現在這個預判也成了現實。當時我為什么認為這個世界將會出現一個半冷戰、半脫鉤、半球化的時代？因為我在三年前就看到一個趨勢，美國內部，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對中國的認知已經大轉向，在特朗普卸任之后，對中國產品的關稅是不會取消的。
最近美國運氣比較好，今年年初的時候，連我自己都做了錯誤的預測。第一句話我說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的運行會比較好，所以我手中的“中概股”沒賣出去；第二句話我說歐盟經濟下行嚴重，美國因通貨膨脹經濟可能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現在美國經濟非常強勁，經濟增長2.6%。
后疫情時代，中美貿易大幅度下滑也在許多人預料之外，但美國的“半脫鉤”是很明確的戰略。美國現在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里我給大家舉個例子。美國一個生產音響設備的家族企業，從中國進口成品或者零件的關稅都非常高，他們的團體去游說美國政府和國會都沒有成功。他們只好關掉在美國的工廠，把工廠遷到墨西哥，這樣從墨西哥進口中國的零部件在墨西哥組裝就不受美國關稅的影響，但美國工人卻因此失業。這是今年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為美國前兩位貿易伙伴的原因，中國已經下滑到第三，馬上就要掉到第四、第五。現在美國寧愿通貨膨脹，也不進口中國商品。
疫情期間，美國與歐洲國家意識到在后冷戰“全球化”時代，將制造業轉移到中國是個錯誤。疫情來臨，他們連最基本的個人安全防護設備都要依靠中國，甚至不少藥品也在中國生產，他們覺得過度依賴中國的后果不堪設想。澳大利亞是另外一種情況，澳大利亞要求徹查新冠源頭，對中國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響。因此脫鉤的呼聲在西方早就開始了，看到這樣的現象和趨勢，我早在2020年就覺得“半脫鉤”的時代已降臨。
美國和西方要與中國完全脫鉤也是不太可能，即便全球供應鏈要離開中國也需時日。現在的脫鉤集中在高科技領域，最明顯的就是芯片領域。比如高通，40%的營收來自中國市場，但是美國政府不計一切代價，就是不讓美國的企業將芯片出口到中國，嚴防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這就是當時我認為“半脫鉤”會成為現實的原因。
今天我們看到了“半球化”時代的來臨，“半球化”時代最突出的表現就在芯片領域。現在美國拉著荷蘭、韓國、日本、臺灣組建芯片聯盟，嚴防中國獲取他們的任何技術，這說明后冷戰共融和共榮的“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今天是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我之所以把它稱為“半球化”，是因為“半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價值為主導，也就是你和我擁有相同的價值觀，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互相幫助。如果像中國那樣與他們的理念不同，那就要排斥你，這是后新冠時代“半球化”的最主要特征。
那我們該如何融入這個新的全球化時代？最重要的就是盡可能去尋找和分享與全球相同的價值觀。我們與西方不一樣，我們與美國也不一樣，我們也不是一定要一樣，但在最基本的問題上，我們的價值觀需要一致。每個人生而喜歡自由、追求自由、喜歡獨立、追求獨立。不論什么制度，都會以追求自由與民主為目標。中國式的現代化強調的是全過程民主，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也包含自由和民主的成分。
在現今的“半球化”時代，大家都非常關注一個話題：中美之間會否發生冷戰，甚至熱戰？對此，我也早已大膽預測。我在2016年底寫過一篇文章，預測未來的中美競爭，是科技冷戰。時至今日，科技冷戰早已成為現實，這就是“半冷戰”，與美蘇當年軍事上的對峙不同。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就一直要求巴黎統籌委員會放松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限制，現在高科技領域的管制反而越來越嚴苛了。巴黎統籌委員會是冷戰時期西方為了阻止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獲取西方技術成立的組織。
與科技冷戰相比，我相信大家更關注一個問題：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會不會遇到戰爭？我也有個大膽的預測：戰爭不會發生。冷戰時期，從1945年二戰結束一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和蘇聯這兩大集團之間都沒有發生戰爭，華約與北約之間的對峙也沒有引發雙方發生軍事沖突。今天我們不與他人結盟，獨自發展，甚至沒有盟友，我們怎么去打這場戰？所以戰爭不可能爆發，這場戰爭對于美國和中國而言，代價都是巨大的，這個代價不僅是兩個國家的毀滅，甚至是世界的毀滅。在疫情期間，不少自媒體天天在叫囂戰爭，這些人沒有最基本的歷史觀，不明白今天我們到底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
今天美國人為什么堅持要跟中國人談判和溝通？為何他們會不停地派高官訪問中國，因為他們想占在道德制高點上，想讓世界看到美國愿意解決與中國的分歧。要別人覺得我愿意談，中國不愿意談，問題出在中國，美國要讓全世界看到自己主動與中國人溝通防止危機。美國現在很清楚，與中國談判的戰略考量很明確：只要不發生戰爭，就能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取勝，這是美國現今對中國的總體戰略，他們積極組成遏制中國的統一戰線，但絕不想與中國發生熱戰。
2022年美國國會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到達臺灣，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在等待她的飛機被擊落的消息，這是極其愚蠢的。今天我可以告訴大家，在佩洛西到達臺灣之前，美國國防部與中國駐美大使館一直保持熱線聯系，嚴防雙方擦槍走火。特朗普在最后瘋狂的時候，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主席也特意給中國的國防部長打電話說：即便特朗普下令發導彈，他也不會這么做。
戰爭不應該屬于我們這個時代，在后新冠“半球化”時代，即便世界陷入了對抗與競爭，大家都應該把精力放在創新與發展上，為解決全球共同面對的危機與困境出力，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和正義，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但我們也都不要忘記，世界已經從后冷戰“全球化”的時代步入后新冠“半球化”的時代，中美的競爭與對抗，地緣政治的風險都在加劇，我們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應對并不樂觀的前景。
謝謝大家。
*文中部分圖片來自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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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寧榮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
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HKU ICB）創始院長
劉寧榮教授現任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他長期研究全球化與大趨勢，準確預見以價值聯盟劃分的“半球化”、意在去風險的“半脫鉤”和聚焦科技競爭的“半冷戰”時代的來臨。他還專注商業傳播、品牌戰略和教育創新。他的研究興趣包括高等教育國際化和市場化，以及品牌與營銷傳播，其學術文章見于國際期刊。他經常接受媒體的訪問，并受邀就全球化與中國戰略等廣泛的議題發表演講。已出版學術著作、評論專集和紀實作品6冊。
他于2000年加入香港大學，曾出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總監，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作為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的創始院長，以「專業、前瞻、實戰、實用」為目標，推動跨學科專業教育，以「專業深度 知識廣度 未來高度」為人才培育方向，在香港及內地培養具「全球思維、中國智慧」的人才。
劉教授在媒體和傳播領域有廣泛的經驗。作為資深媒體人，曾在中國和美國任職多家中英文媒體15年有余，其深度報導新聞作品曾多次獲獎。他長期觀察中美關系和全球發展趨勢，并經常發表評論文章。他在1996年和2000年兩次全程報道美國大選，采訪過克林頓、布什、戈爾巴喬夫等全球知名政要。
他是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美國亞洲基金會、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訪問學人。他擁有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碩士和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
